抵达堪培拉，和剑飞汇合。剑飞是北京-上海-悉尼-堪培拉，比我更周折。     

路上读《The Big Fella》，对去年中铝力拓交易失败的理解似乎近了一层。

原来必和必拓自2002年就谋划收购力拓，这个战略性目标至今未变，只是时机的问题。2003年，南非Billiton出身的必和必拓CEO Gilbertson决定冲击这一目标，但他的强势引起hands-on董事长Don Argus及其其他澳籍董事的反感。

为何当时的必和必拓董事会不同意？最核心的、也是台面上的理由，是BHP和Billiton刚兼并完毕，需要时间整合。此外，从每位董事的切身利益出发，兼并总有风险，冒这个风险是否值？合并是否会带来自己地位的下降？总之，动力不足。

5、6年后，中铝搅进这场爱恨情仇。一不小心被利用了——时任必和必拓CEO的Marius Kloppers获得绝佳的时机来说服董事会。力拓当然也很高兴有人入局帮它提高身价。

Don Argus明知中铝的目标不是必和必拓，却从一开始就向澳洲民众暗示中国人要抢夺我们这家总部在澳洲的公司。他一副忧国忧民的架势有效地煽动了澳洲民众的恐惧，而煽动恐惧向来是最好的游说策略——他当然不好意思说，我不爽是因为第三者要抢我的心上人。

从这个角度看，中铝失败是正常的，无论它的公关和游说做得多好，都会输。

后来澳洲政府提出“national interest”标准，媒体将注意力都集中在Firb态度上。而所谓国家利益标准，即使不是一个幌子，也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因为在必和必拓这位矿业大佬强势而充满技巧的游说下，陆克文政府已然被道德绑架，非常被动。

所以也不要批评中铝笨，是我们有这个体制、这个历史，在目前阶段就容易为人利用为人歪曲。那些发起挑战却又失败了的——如傅成玉、如肖亚庆——还是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