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郁的天气让我在宾馆宅了一天。傍晚5点，我决定下楼觅食。我在布里斯班订的旅馆位置很好，就在central station对面。但出于我意料，附近几乎所有饭馆和商店都黑灯瞎火。我走了10来分钟，沿途经过至少50家小店面吧，仅有一家日本蛋糕店和一家日本寿司店是照常营业的。有没有搞错，这是周六晚上5点！我当然不甘心，继续往商业街的核心地带走，Macy’s关门，无处不在的健康美容连锁Priceline关门，当地品牌的咖啡店关门。24小时营业的7-11招牌显得格外耀眼；小小的一间星巴克里挤满了顾客——可不是，没其他选择啦！

布里斯班，可是昆士兰州首都、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啊。我忽然回忆起几天前C女士和我讲的故事。20年前她离开老家南京到悉尼某大学读书，当时的悉尼十分萧条冷清，周末还没不到东西，“这个死地方”是她的口头禅。她说，一开始只有亚洲人周末开店，澳洲本地人向来是laid-back（懒散）的风格。但后来悉尼人发现，如果自己周末不营业钱就都给日本人和中国人赚了，才被“逼”得周六、周日也营业。

看上去，悉尼人妥协了，布里斯班的还没。

这哪里是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妇女所能理解的。我锲而不舍地问C，为啥不倒休呢？C的解释是，倒休也是一种牺牲，澳洲地大物博人又少，向来活得很安逸，并不需要为了周末多挣点钱而牺牲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周末就是周末。

我想，我能理解为什么西澳矿工的薪水比悉尼大学的教授还要高了。一个周末有钱都懒得挣的人，你让他离开家人离开气候宜人的东海岸，飞到西部某个鸟不拉屎、没有女人、红热得如火焰山的地方，而且一干就是十多天，能不要超高溢价吗？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劳工签证那么难拿？因为澳大利亚矿工们非常清楚，这群为了钱命都可以不要的亚洲人，会逐渐抹平这个溢价。即使劳工输入不会影响澳洲的失业率，也会让他们的议价能力和生活水准大大下降。当然，爽的是矿山大老板。对全球化的抵制，越来越来自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你不要说他们鼠目寸光，如果你是他，你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这大概也是陆克文错估的地方——是的，矿业收入只占这个国家GDP的10%，50%的GDP来自服务业，60%的就业靠服务业解决，但服务业与矿业的相关性又有多大呢？最近几年，澳洲出现越来越多从东部城市fly-in，fly-out的新型矿工。一个矿工的背后是一个家庭，这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益群体。他们可以私下抱怨，但内心却十分明白，没有哪个行业可以给他们提供那么高的收入。

C的话可能更有说服力。她说，大家都会算这笔帐，如果政府征那么高的税，如果这个税的确有损这个行业的前景，他们有可能会损失收入，有可能会失业；现在澳洲上市公司三分之二都是资源类企业，这些企业效益不行，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就要受损。政府征税看上去是劫富济贫，但钱花在公共设施公共福利上，每个个体很难感受到实际实惠，所谓的增加公积金，那也是几年后才会发生的，而且增加的比例只有几个百分点，一点都没有诱惑力。而且，谁是“贫”人呢？澳洲失业率正处于历史低点，仅5%。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澳洲失业率是“0”——因为如果这些人不那么挑剔，铁定能在西澳找到高薪工作。没有多少人想冒风险改变现状。

这些道理，可能人们一开始并不明白，但当BHP和力拓这些大佬们将几百万几千万砸向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谁还会不明白呢？陆克文的支持率又怎么能不往下降呢。他真的没有想明白。这就是官僚的问题。他再聪明，都不懂老百姓算的帐。

写到这里，我们当然更能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不平衡。中国矿业大国企的澳洲负责人，都要周末干活外加全年不休假，来向总部领导证明自己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更不要说国内那些拼了命也要往缺乏安全设施的矿洞里钻的中国矿工。中国成长得何其快，中国人又活得何其累。

所以C说，她越来越爱这个曾经被她称为“死地方”的城市，越来越爱澳洲人的懒散和简单。“澳洲人均饮酒量全球第一，但心脏病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却很低，为什么，因为澳洲人热爱阳光海滩和户外运动，懂得亲近自然享受生活，”C说。她从悉尼某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有的同学去了美国，“薪水比我高三分之一，但她一周工作将近60个小时，我一周工作38个小时。她现在还是单身贵族，我事业家庭两不误小孩都快上大学了。”C说。

好吧，我修改我的一个陈述。不是澳洲像美国，而是中国更像美国。更甚。因为中国人挣着第三世界的薪水，却抢着买第一世界价格的房子。

我们真是受虐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