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强调“此次事件仅是一个孤立事件，不会影响双方的传统友谊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大局”，只是一厢情愿。赞比亚反对党，那些希望遏制中国在非洲投资步伐的利益集团，都会把这次枪击事件当作一个内涵可以不断升级的“标本”，在今后的论证和辩论中反复展示。

几个年轻的记者，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坐而论道，批评科蓝煤矿的管理者不懂政治，是不是也会被徐建学嘲笑？

科蓝煤矿并非第一次被卷入风暴，他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复杂性——2006年6月，赞比亚当局一度关闭科蓝煤炭，称该公司的工人在没有防护服或防护靴的情况下，就被送到井下作业。但根据接近该事件的一位中方管理者博客（博主作为项目经理就职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一家私人中国建筑公司，和科蓝同属徐家四兄弟的企业。煤矿关闭前后的纠纷，所有科蓝与中国大使馆和中国使馆经赞处的文件往来，都由他负责和准备），尽管“煤矿的纠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员工劳动保护和福利的不足，但主要原因则是与当地利益集团产生的冲突”。据他介绍，赞比亚当地人为了抵抗中国人对赞比亚煤炭资源的控制，采取了激进的做法，就是在科蓝煤矿承包的区域内公然进行非法开采，公司曾经与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Commissioner进行沟通，并彼此达成谅解。但后由于该职位易手，新上任者一味纵容当地人的非法行为，结果导致了中方与当地民众的冲突。随后赞比亚国家电视台-ZNBC跟随赞比亚南方省省长（采矿区隶属于赞比亚共和国南方省）至科蓝煤矿视察，曝光了生产区内工人无劳动保护，工资水平低下，中方管理人员行为粗暴等等严重问题，一时成为这个非洲小国的舆论焦点，只是对事情的起因只字不提。

徐氏四兄弟可能有他们的委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冒着巨大的商业、政治风险在赞比亚投资，没有人可以体会他们的艰辛，也许他们在地方官僚身上砸了很多钱只是这些钱没有用到老百姓身上，也许其他煤矿的安全措施也好不到哪里去，也许他们也不希望自己身上担负那么多期许和国家、国际层面的意义。我不是帮他们找理由，而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监管，监管在哪里？企业都是逐利的，但制约机制在哪里？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制，就不用担心这类事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不会担心商业冲突会轻易地政治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投资者监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看得严一点是好事。譬如澳洲的劳工引进限制政策、土著文化遗迹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政策——你可以“抱怨”，但人家政策公开、透明、一视同仁，你可以选择进，也可以选择不进。这是fair game，所以不存在“新殖民”一说，哪一方都不存在受害者心理。

赞比亚进行的是另一种游戏，充满潜规则和不确定性。这给灵活的私企们带来的机遇，但也在外交层面带来巨大挑战。不仅是赞比亚，还有其他非洲国家，也许还有中亚。

再推荐一篇文章给大家，是《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陶勇先生（笔名：陶短房）写的，链接在此《赞比亚矿场的枪声：地狱天堂一线遥》。